作者：王 森

“老”字有多重含义，其中的一个意思与人的生命有关，那么“未老”就是不死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精神可以永存。

2016年10月22日一场足以让山西财经大学载入史册的颁奖盛典如期举行。我国金融界把当年中国金融学科的最高荣誉——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授予孔祥毅教授，张复明副省长出席的颁奖典礼。颁奖词这样说道：孔祥毅教授，是中国著名金融史学家、金融教育家。他从事金融教育科研活动54年，出版专著30余部，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励20余项，提出了“金融协调论”、“金融先导论”，为落后地区摆脱经济困境，追赶发达地区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中央银行”与“金融宏观调控”课程，多次主编、参编《中国金融史》等全国通用教材，为中国金融学科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从而成为山西财经大学有史以来个人在国家层面获得的最高荣誉，迄今为止无人能比。

我与孔老师素昧平生，甚至认识的时候并未谋面，而是在《山西青年报》刊登的《名家教授漫谈94经济热点》的报道中首次“见面”。当时《山西青年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采访报道了孔老师和初出茅庐的我对经济热点的看法[1]。在采访对象的简介中我认识了经济学家孔祥毅教授，他对经济问题的犀利的视角和深刻的剖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即使未有交道但印象并未泯灭。

与孔老师真正见面是在我刚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留学归国之后的2000年3月，当时他是校党委书记，我是财政学系主任。除谈工作之外，几乎一个上午孔老师都在谈山西财经大学金融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问题，他殷切希望我作为核心成员用国外学习的新知识为山西财经大学的金融学科贡献力量，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亲密无间合作工作的新时代。

2000年9月孔老师退出管理岗位，学校新班子任命我担任金融学科带头人[2]，目标是使金融学专业成为首批博士点，使山西财经大学上一个台阶，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进而实现学校发展的历史性突破。我们合作的第一件事是邀请全国顶尖学者一起来太原参加由我校主办的“金融学理论前沿与实践国际学术会议”和“山西票号国际学术研讨会”，两个会议各三天在一周内完成，目的是让国内的顶级专家了解山西财经大学的金融学专业，同时让我们的专业发展获取高层次的营养[3]。孔老师有两个建议对会议的成功举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孔老师认为这样的会议应该与中国金融学会合作举办提高了会议的档次和学校的知名度；二是由他领衔与我联合签名发出邀请函，保证专家的到位率。我们按照孔老师的策划，扎实地做出精细的布置使会议如期举办。2002年7月15日全国100余名知名专家到会参加，出乎预料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受时任行长戴相龙的委托派出强大的代表团出席这次会议，紧跟着《金融时报》、《中国证券报》、《经济学动态》和《中国国情国力》等金融经济领域的重要媒体也派人参加，扩大了山西财经大学的知名度，对于我校的学科发展起到的作用不可估量[4]。紧接着“山西票号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如期举行，来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7所国外大学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院校的学者提交论文并出席会议，让学者们广泛地了解山西财经大学的和特色起到了重要作用。2003年山西财经大学顺利被国务院学位办评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与这两次会议的成功举行和深远影响密不可分。

在孔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合作的第二件大事是成立山西票号与晋商研究中心，这是现在晋商研究院的前身。当时我担任外事处处长，孔老师向学校推荐我兼任这个中心的第一任主任；同时他作为学术委员会主任，实际上是实质性领导，开创了山西财经大学富有自己的学科特色之路。从此开始，我们密切配合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例如在孔祥熙博物馆建立了山西财经大学金融学研究生实习基地，由此得到灵感还倡议建立了山西财经大学晋商博物馆，现在该馆已经成为山西财经大学的品牌和形象，不仅如此我们还与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定期召开有关山西票号的研讨会等等[5]。在扎实的前期努力下，这个中心在2004年被山西省教育厅确定为首批山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填补了我校重点研究基地的空白，为夯实我校的特色和学科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这里需要强调指出是，我在山西票号方面的研究兴趣就是在孔老师的培养下建立的。这可以追溯到2002年我在主持操办“山西票号与晋商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孔老师让我也要带头给会议提交论文，可想而知对于我这样一个研究现代经济学的人来说临时抱佛脚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一起在参观平遥日升昌时我看到山西票号实物的密押获得灵感，随后我写了一篇《山西票号的密押与人民币的防伪：渊源、发展与比较》的文章提交给会议交流，很快《金融研究》正刊在2002年第8期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孔老师看了非常高兴。以此为导向，随后我还发表过《晋商的衰亡：比较历史制度分析》，应用新的视角和方法研究票号和晋商问题，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多了一个研究兴趣，也学会了如何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研究对象的方法。回顾历史，尽管我的三个学历都没有在山西财经大学的受教育经历，但是孔老师真正算得上是我的良师益友。

山西财经大学中德学院的创立、发展与孔老师的贡献也密不可分。2001年底时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和省长刘振华针对德国北威州的资源禀赋与山西近似的特征，希望引进德国的优质教育资源、科学技术与资源型地区成功转型的经验，来促进山西经济转型升级[6]。省领导做出以高等教育系统为先导，责成山西省教育厅牵头，制定山西与德国北威州的教育和科技合作的方案，由此来拓展与北威州全方位的实质性经济合作。我作为时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赵劲夫的特别代表[7]，率团先后与北威州政府官员、德国经济管理学院的代表经过近一年的五轮谈判，最后达成合作共识；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成立山西财经大学中德学院，并由我出任中德学院的创始院长。中德学院的核心之一是中德双方的专业设置和课程结构，孔老师的建议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仅如此，孔老师提出的直接从相关企业选拔优秀人才去北威州进行一年一轮次的培训教育的建议，至今仍然在山西实体经济中卓有成效的实施，为山西经济转型发展储备了大量优质人才。中德学院的成功创立和举办，荣耀地载入了山西省高等教育创新与山西财经大学发展的史册，特别是在2018年教育部取消包括若干顶尖名牌大学在内的234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中没有山西财经大学中德学院的名字[8]，这是对山西财经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的充分肯定。

事实上我们合作做的事远远不止如此[9]。山西财经大学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确立、山西财经大学的第一个省级重点研究基地（山西票号与晋商研究中心）的获得、山西财经大学中德学院的创立这三件光彩夺目的富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无一离不开孔祥毅教授的巨大贡献。

往事如烟，斯人已去；点点滴滴，事情不大但分量极重，每每想起这些不禁潸然泪下:他是一座大山，撑起了山西财经大学可持续发展的一片广阔天地；他是一位领导者，艰苦修筑了山西财经大学未来前进的康庄大道；他是一个学者，辛勤培育了一代代年轻有为的后来人；他是一位园丁，默默劳作深耕出一片富有特色的学术园地……。我与孔老师由工作和学术走到一起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但相处的默契超越了年龄差异和时空，他平易近人、踏实做事和恪守学术道德的高贵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人生苦短，能够遇见并相处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时至今日，当我们看到学校正门校训背后描述晋商足迹的金色图案时，“明礼诚信、艰苦创业”八个大字随之进入眼帘，这正是学校的专业特色和精神所在。今非昔比，现在的山西财经大学与过去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一个经济管理类学科齐全的现代化大学呈现在世人面前，未来的路依然很长，我们也依然在路上……

【作者简介】

王森，毕业于南开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金融学会理事，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