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如霞

教材，是大学教育的主要载体，是大学生学习的主导参考书。现在，不论是大学教师还是大学生，每门课程每人手中至少有一本教材（或教学参考书），而且有些课程还有外文版的教材供大家学习参考。在各个书店内，也有林林总总的教材等书籍期待着人们来选择。

在现在如此优越的教学环境下，大家能否想象大学采购不到教材的情形？那时的大学是如何解决教材问题的呢？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并以此向我校——山西财经大学建校70周年献礼。

一

我要讲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

1978年7月，19岁的我经当时的山西省高等教育局招考，成为了山西财经学院的一名教辅人员，被安排在教育处（就是现在的教务处）的文印室工作。

与我一起来到山西财经学院的教辅人员共有15人（9男6女），当时就将我和宋梅玉、张爱芳3名女孩安排在文印室工作，这足以说明当时文印室对人员的急需程度。

教育处的工作大家都知道是从事教学管理的，而文印室的工作内容大家知道吗？当时的文印室，除了完成学校的文件和考卷的印制外，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打印教材和习题册。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高考恢复后的第二年，全国各行各业都百废待兴，大学也一样，就拿教学基本要素之一的教材来说，许多课程都难觅一本正式出版的教材。所以那个时候，学校许多课程的教材和习题册都是由文印室的老师们来印制的。

我们3人来到文印室的时候，在文印室工作的老师有：胡华琴、牛实斋、武丽、张海燕、李思义（男）、邢海星等6位老师。而当时教育处除了文印室外，还有4位老师（包括处长和副处长）。文印室占用了教育处一半的办公室（当时，教育处共6间办公室，其中，处长室1间，教学管理各岗位2间，文印室3间），由此可见，文印室的工作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文印室的办公室中间摆放者若干台中文打字机，在靠墙的位置放着一台手动速印机、一台手推油印机。办公室四周除了几组文件柜外，只要能摆桌子的地方就都摆着桌子。桌子上靠墙的位置整齐地码放着一摞摞用8K白纸印好的教材，这些教材还是单页的，正等待着装订。

文印室的负责人是胡华琴老师，她和其他老师对我们3个人的加入很是高兴，胡老师很有准备地对我们3个人的工作进行了安排：让宋梅玉和张爱芳俩个人学习打字，并每人安排了一台中文打字机；让我跟着她学习操作唯一的一台手动速印机。我在财大的工作生涯就是从这台速印机开始的。

对胡老师的这个分工，当时我心里是有怨言的，为什么不让我学打字？为什么要选我做油印？因为这两项工作是有很大差别的：打字是坐着，油印是站着；打字干干净净，油印经常弄得满手油污，有时弄不好还会蹭到衣服上、甚至不小心摸到脸上，而且还得近距离地闻油墨的味道。但是，对于在“老实、本分、听话、和善、努力向上”的家庭氛围中成长的我来说，渐渐地树立了“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对工作不能挑肥拣瘦”、要“向雷锋同志学习”、要“干一行爱一行”等职业价值观。于是，我把自己的怨言藏在了心底，接受了这样的工作分工，并且努力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现在我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时，我从心底感谢胡老师的这一工作安排。因为这样的安排，让我有机会学到了更多的技能，成为了当时文印室中能打字、会刻腊版，能操作手动速印机、电动速印机、手推油印机，并能对速印机进行简单维修的“全面手”。

在我们3人到来后的一年内，文印室的人员有了一些变化：邢海星老师于1978年秋上了全日制大学、李思义于老师1979年夏因工作需要离开了文印室；冯便棠老师于1979年元月调入文印室，主要负责油印工作。自从冯便棠老师来了以后，我才陆续的开始学习打字。而为了应对日益增加的油印量，学校为我们配备了一台电动速印机。

二

打字是把书写稿的内容通过中文打字机打到打印蜡纸上。当时的打字机不是像现在的电脑打字，用拼音或五笔输入法那样把汉字打出来，而是直接使用一个个的铅铸汉字来打字的。

图1----中文打字机

中文打字机的结构分为字盘和蜡纸鼓两部分，字盘上的常用字大约有2000多个，一些生僻字附在常用字盘下面的备用字盘里，打字机的字盘是个布满小方格的长方形铁盘子，每格一个字。

打字的时候，先将打印蜡纸装在蜡纸鼓上，然后两只手左右开弓，左手操作字盘，右手操作衔字粒的手柄，衔字手柄在字盘上游走，找到那个要打的字，握着手柄的右手向下稍一用力，就衔起那个汉字“咔嚓”一声就在蜡纸鼓的蜡纸上留下了这个字的印记。如此，操作一次就只能把一个字的印记打在蜡纸上。中文打字机字盘上的每个字就像印章一样都是反面体，所以学习打字的第一关就是要学会倒着认字；第二关就是要熟记字盘，这些铅字一般是按照偏旁部首排列，还有一些将常用词组摆放在一起。只有记熟这个常用字盘，才能提升打字速度；第三关就是掌控打字的力度，用力太轻，铅字在蜡纸上留下的痕迹太浅，油印时油墨渗透不出来，字迹就不清楚；如果用力太重，铅字又会把蜡纸打破，油印出来就是黑污一片，看不清内容。还有，打字时不仅要集中注意力看文稿，还要“埋头找字”。要打的字一般都能从常用字盘里找到，如果遇到生僻字，就从备用字盘中找或者用偏旁部首来拼。如果打错字要用改正液把错字涂净再打；如果发觉打漏字，只能在字与字之间通过调节字间距加打进去；如果漏行了，一般就要换掉蜡纸重新打。

对于一个新打字员来说，在老打字员对打字技巧进行相关介绍后，以上几关通过的如何就靠自己练习了。对于初入职的我们，文印室的各位老师都给予了耐心的指导和帮助，包括基本的操作技巧和打字时遇到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等等。现在，当年新入职的我们3人均已退休，我想在此向当年给予我们指导和帮助的文印室的前辈们说声：“谢谢！”

我记得当时我们为了更快更好地学会打字，在胡老师等前辈的指导下，就用印蓝纸将打字机常用字盘上的字，按顺序打印在8K大的白纸上，装在身上随时随地能看一看、记一记，我们甚至在食堂排队打饭时，也在背字盘。这一侧面也展现了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勤奋好学、刻苦钻研、追求上进的品质。当时，我的主要工作是油印，可也想抽空摆弄摆弄打字机，但记字盘的愿望不如她俩迫切，就经常是我看着打印好的这张纸，让她俩来指出某个字的具体位置。就这样的练习，我们3人对常用字盘很快就记熟了。

刚参加工作的我们，为何会如此积极、主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文印室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文印室确是一个团结向上、积极奋进、吃苦耐劳、互助友爱的团队，大家对工作从不挑肥拣瘦，都服从胡老师的工作安排，对工作任务都不推诿，遇有紧急工作时都能自觉自愿的加班加点。是这样的一个团队影响着我们、感染着我们。现在的我很深切地感到：我们是很幸运的，我们在入职之初就加入了这样一个团队。所以，在几位老前辈的带领下，我们3人也不甘落后，努力地工作。

图2----打字工作照

由于打字是靠凸出来的铅字在打印蜡纸上敲击所为，每一次敲击都会有微量细小的蜡纸屑嵌在铅字的笔画之间，时间长了，就会影响打印字体的清晰度。所以，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得用煤油把字盘清洗一次，就是把几斤煤油倒在一个长方形的铁皮盒中，把字盘浸泡进去，用一把钢丝刷子来回刷字盘上的铅字，刷干净后把字盘从煤油中捞出，摆在办公室的地上让它自然晾干，然后再把另一个字盘放进去清洗。为了减少煤油气味对大家的影响，每次都要把5、6台打字机的字盘清洗一遍。我记得当时也不懂得什么防护措施，也不戴口罩和手套，唯一能防护的就是每次清洗字盘都是安排在周末下班前，经过周日的晾晒，周一我们上班时，虽然办公室仍有煤油的气味，但已经小了很多。

三

油印工作是将打字员打好的打印蜡纸装在速印机上，在滚筒上刷上油墨，用手摇动摇柄（若是电动速印机，则是启动电源按纽），先让蜡纸均匀地沾上墨，在送纸板上放上适量的白纸（一般是8K的），将计数器归零并放下送纸杆，就可以印制了。每摇一次手柄，送纸杆就往前推一张白纸，同时滚筒及蜡纸也转一圈，就完成了一张纸的印制。如果印制中途发现字迹的墨淡了，就得在滚筒上再加些油墨。

图3----手动速印机

油印时有下列几点需注意：一是注意打印蜡纸的反正，如果装反且又上了油墨后，还得把油墨清理干净才能再印；二是要注意安装蜡纸的位置，否则印不到白纸的中间位置；三是在墨鼓上要把墨刷均匀，否则印出来的文稿墨迹会深一条浅一道的，且渗墨多的地方不易干，会糊成一片影响阅读；四是在送纸架上放纸要适量，且要把纸往松整一整，让纸与纸之间进一些空气，以减少静电对纸的吸附，避免一下推送若干张纸；五是每印一个新版，就要让计数器归零，否则就不知道印了多少，还得手工数数，也会造成纸张的浪费。

油印告一段落后，就要将油印好的纸张整理码放好。这个整理纸张的工作，看起来是极简单的，但实际做起来也是很有挑战的。我刚跟胡华琴老师学油印时，看着她将大约300张的一叠纸，用双手横着抖一抖、蹾一蹾，再竖着抖一抖、蹾一蹾，一叠杂乱的纸就变得整整齐齐了。我觉得很简单，就也拿了一叠纸，但怎么也整不好，甚至把纸边都柔了，胡老师就手把手地教我，让我先少拿点，用双手的10个手指头协调运动，让纸与纸之间有一定的缝隙进一些空气，这就是前面我说的“抖一抖”，然后把抖松的纸“蹾一蹾”，经过橫、竖几个回合，果然就整齐了。我学到的这一技巧，不仅在文印室工作期间很有用，而且在以后各个工作岗位的文件等资料的整理上也经常发挥着作用。

油印工作每天要与纸张打交道，薄薄的一张白纸看似很任人摆布，但其边缘却是极其锋利，弄不好也会经常发生划伤手的情况，手指和虎口就是常常被光顾的地方。划口一般不太深，但是会出血，而且很疼。这样的伤口我们一般不处理，几天就好了，但若太疼会用胶布裹一下。（注：那时还没有创可贴）

四

那通过文印室这样的工作，是怎么形成能发到学生手中的教材呢？基本有下列步骤：  

首先，由任课老师（或者教研室指定的编写老师）完成教材或习题册的手写稿（一般是写在每页300格的稿纸上）。  

第二步，由胡老师安排给打字员逐页打到蜡纸上，并编好页码。  

第三步，由编写老师校对，并将校对意见标注在打印蜡纸中间层的绵纸上，或者标注在蜡纸的底层纸上。

图4----打印蜡纸

第四步，打字员根据校对意见进行修改，并对修改内容进行校对。

第五步，油印。

第六步，装订。当时一般委托由家属组成的装订组进行装订，如遇装订组忙不过来，我们就一起帮忙。

要把油印好的教材单页装订成册，大致有以下步骤：①折叠压痕，因为教材内容一般是在8K大小的打印纸上分两栏（即两个页码）打印，即每页为16K。装订时就要把8K的纸对折，并在折叠处形成一个压痕，为了压痕清楚，一般取十几张纸为一沓来折叠。②分页，即把十几张一沓的纸抽取成单页纸，并继续把中间的折痕压的紧实一些。③配页，即按照页码的顺序从小到大摞起来，形成教材的雏形。④装订，用大夹子将整本教材的齐边（即压痕形成的边）及另2个短边夹牢，用锤子和铁钉在装订处扎两个眼，再用一小段铁丝穿入眼中，像订书钉一样将两个钉脚用锤子砸弯并紧贴在纸背上，每本教材要订这样两个钉子。⑤裁边，将每本教材装订侧的毛边用裁纸刀裁齐。⑥裹皮，在书脊上刷上胶水，将用彩色且较厚的纸印制的书皮对好边框裹在书上。这样便形成了一本16K的油印本教材。

图5----油印本教材

然后，将装订好的教材入教材库，在开课前按班发给学生们。就这样，油印本教材陪伴着那几届的莘莘学子们努力地成长。

五

也有一些特殊教材我们打印不了，如英语需用英文打字机打印，而当时的文印室全是中文打字机，英语教材及习题资料就由英语老师自行打印；数学由于众多的符号和公式无法打印，还有古汉语由于非常用字太多，就得用铁笔刻蜡板或者用圆珠笔写在打印蜡纸上，然后再油印。

当时，在文印室工作的老师们，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在长期与文稿与文字的相处中，文化水平也逐渐提升。在打字中，若遇有的老师书写有误、内容缺失不连贯、文本格式及标点使用不妥等，也能及时发现，并给编写老师指出并予以更正。

在文印室，我们不仅承担打字、油印的工作，还有一些体力活也需要我们去完成，比如购买纸张，需要我们从进货车上走楼梯搬到二楼的办公室（因当时的办公楼没有电梯）。那时的白纸是一令一捆，每令4000张8K的纸，有50斤左右，我们就那样一令一令的往上搬。

六

我前面说过，文印室是个团结向上的集体，每个人都在无怨无悔、任劳任怨的工作，并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教材及其他的打印任务。因此，在1979年9月，我们文印室荣获了山西省妇女联合会表彰的“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号，我们全体老师还拍了张照片予以纪念。

图6----文印室荣获“三八红旗集体”合影留念

（左起：胡华琴、武丽、冯便棠、牛实斋、宋梅玉、张爱芳、李如霞、张海燕）

在1979年12月，我们文印室还荣获了山西省高等教育局表彰的先进集体。说到这次表彰会，还有一段很感人的故事。当时，会务组决定请我们文印室在表彰会上做经验交流，我们全体集思广益、加班加点地写经验交流材料，认真地回忆、收集这个集体的每一个闪光点，当时教育处的领导高积文和王静海及政治处的张明华老师都对我们的这个经验材料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指导。在表彰会即将开始的时候，又面临一个问题：我们的负责人胡华琴老师提出，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且又不会说普通话，担心大会发言的效果不好，后决定由说普通话比较标准的宋梅玉代替胡老师在大会上作经验交流。如何解决胡老师和宋梅玉都能到会的问题，经会务组同意，抽借宋梅玉为表彰会的工作人员，负责会议简报等材料的打印。就这样，胡老师和宋梅玉俩人带着打字机去参加表彰会了。会后，胡老师分享时说到：宋梅玉的发言效果很好，而且简报的打印也又快又好，展现了我们文印室的实力。

在我写此文时，张海燕老师将她的藏书《山西省高等学校先进典型材料选编》捐献了出来，这本书就是上述表彰会的经验材料汇编。

图7----山西省高教局1979年先进典型材料汇编

七

1980年春，宋梅玉、张爱芳和我根据学校教学管理的需要，先后离开了文印室去了各自的教学管理岗位。我想给大家讲的故事也就此告一段落了。当然，文印室又有新的有生力量加入，继续岀色地完成着工作任务。

为了提高教材的印刷质量，学校于1979年开始筹备建设印刷厂，后来印刷数量较多的教材就由印刷厂负责了。同时，随着国内出版业的发展，许多课程也开始选用正式出版的优秀教材，油印教材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结束语：

我知道这个故事仅仅是学校工作的一个小小的侧面，在学校七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的是微不足道的，但对我和我的同伴们来说，是我们职业生涯中很有意义、很值得怀念的一段经历。

我也以此短文向那时为了教学顺利进行，而奋笔疾书编写和校对油印本教材老师们致敬！向在文印室共同奋斗的同事们致敬！谢谢各位前辈对我们年轻人的引领、指导和帮助！

我在此故事的写作中，得到了武丽、冯便棠、张海燕、宋梅玉、张爱芳、盖新爱、高玉鑫、荆林海、刘臣洲、金炳元、荣庆、邓宇等老师及山西省教育委员会原高等教育处处长李焕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202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