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荆增福、程明德
山西财经大学源远流长，追溯她早期干部、教师队伍的状况，必须从她的前身五所干部学校及其山西财经学院开始。从1951年3月山西银行干部学校成立，接着又先后诞生了山西商业、合作、财政、粮食等干部学校。从那时起，就不断在省内外将有财经办学和教学经验的优秀人才集聚到五干校内。直至1958年将五干校合并为山西财经学院之后，又不断加大引进和吸收优秀办学人才的力度，从而形成了财大早期高级别的行政教学管理和高素质的教学师资两支队伍。
一、高级别的行政教学管理队伍
山西财经学院的首届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是原忻县地区行署任专员的郭高岚同志。时年他40开外年纪，行政级别10级，享受副省级待遇，正值年富力强的年华和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高级别领导干部。首任院副书记、副院长也都是从省财贸厅局调来的。他们是原省供销社副主任宋克仁，原省人民银行副行长白生华、张毅，原农产品采购厅副厅长王守江，原外贸局副局长韩亦在等。他们都是从事财贸工作多年具有丰富领导经验的12级以上级别的中青年干部。财院建院伊始，正是在这个强有力领导班子带领下，密切依靠群众，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科学整合财经教育资源，在充分相信和大胆使用知识分子的基础上，积极招贤纳士，广集英才，扩建校舍，创建了在全国都有着响亮名声的山西财经学院。她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全国屈指可数的财经院校之一。
山西财经学院建院初期的中层干部是以原五干校的校领导为基础，以部队转业和省内外调进的干部做充实的。如教育长赵光亭，财金系主任张南轩，贸易系主任张恭，教务处处长岳峙亭、副处长高积文，党委办公室主任陈珍，党委组织部长樊龙彦、副部长史首先，技术训练部主任李可中等，分别是原五干校的校长或副校长。计统系主任张秀清是从省计划委员会调来的，行政处处长徐立礼是从财委调来的。工会主席王惟青、武装部长李顺、平遥短训部主任刘慰民等等都是从部队转业到财院的团级干部。山西财院早期的所有中层干部大部分是行政级别十三、四级，包括院领导在内，他们一般都经受过革命战争的洗礼，在革命大家庭的熔炉里锻炼和成长，不少人有着光辉的革命历程。如教育长赵光亭，曾任建国后山西文水县县委书记。在任期间，他将党中央为刘胡兰烈士颁发的“烈士证明书”和毛主席为刘胡兰烈士的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交到刘胡兰母亲胡文秀手里。公安局还抓捕了杀害刘胡兰烈士的凶手，赵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县万人大会宣判处决刽子手。党委办公室主任陈珍是解放初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山西省团委组织部长。后来赵和陈又到华北局供职。工会主席王惟青曾是抗美援朝志愿军团级干部，受美帝细菌战毒害伤残后转业财院。党委组织部樊龙彦部长，从小参加革命，跟随部队转战南北，后来又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等等。像这样在共产党革命熔炉里培养锻炼和成长起来的中层干部，财院当时就有二三十名，真是枚不胜举。难怪时年有人戏说，山西财经学院是山西财贸系统的“人才库”，“干部储备所”，是“藏龙卧虎”之地。
财院建院初期的这些院系两级领导干部具有优良的工作作风和密切的人脉关系。对上来说，在革命年代他们曾在一起工作、学习、生活过，有不少是老同事老同学老朋友和老领导。由于他们相互之间相当熟悉和了解，财院工作能够得到上级领导的信任和支持；对下来说，他们虽然是高级别的干部，但在生活上艰苦朴素，与民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在工作上作风民主，能够倾听群众意见，平易近人，以身作则，办事公道。因此，他们在群众中很有威信，感召力很强，办事效率很高。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由于国家的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山西财院命运多舛，曾遭遇过两次下马的厄运。财院第一次下马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的六二年。是年，停止招生，除将党委书记、院长郭高岚调往太原工学院任书记，副院级领导白生华、王守江、张毅又返原财贸厅局任职外，其余包括院系在内的所有教工队伍基本没有变动，仍然保留“山西财经学院”这块大学牌子。正因如此，刚刚走出国民经济困境的1963年，负责省财贸工作的武光汤副省长提出并经省政府批准让财院从当年高考生中录取200名学生作为大专生培养。财院这次下马，实际上只是在62年停止了一年招生，干部和教师队伍并没有受到大的伤害。1964年，财院正式恢复上马招生，这次上马，院党委书记由武光汤副省长兼任。院长由资深革命老干部原商业厅副厅长刘文山担任，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则分别由陈珍、宋克仁、赵光亭、韩亦在等担任。
武光汤副省长兼任山西财院的党委书记，不是挂个虚名，体现省委和省政府对财院的高度重视，而是他身体力行，真抓实干，名副其实地担负起财院党委书记的责任。他上任以后，亲自研究讨论财院发展蓝图、专业设置、学科建设、人才引进、校舍规划等重要问题；他很关心群众生活，深入师生中问寒问暖。在他任职期间，财院的食堂尤其是教工食堂的饭菜在全省高校是出了名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80年代财院传承了这个优良传统，山西财院食堂成了全国高校模范典型，时年国务院李鹏副总理亲自为财院颁发了奖牌。武光汤副省长这个亲切和蔼的财院党委书记留给财院师生的高大形象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心目中。省长书记关心群众，群众热爱省长书记。正是这种亲密关系，文化大革命中，在社会上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轮番批斗武副省长时，财院师生为保护他便以批斗财院当权派为名，将武院长接到财院，安排吃住数天，躲过了这场批斗他的风暴。
这次上马，学院系、处领导等中层干部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少许调整外，基本没有多大变化。除增设了会计系，系主任由李兰琛、郭明福先后担任，其余财金、贸易、计统系的主任没有变动。重新整合了两个教学单位，一个是基础课教学部（包括大学语文、数学、计算技术、珠算、外语、经济史、经济地理等课程）；另一个是马列主义教学部（包括政治经济学、马列原理、哲学、党史等课程）。它们负责全院各专业公共课的教学任务。张学骞、江维洲分别任这两个教学部的主任。
学院党委和行政办事机构，仍然是组织部、宣传部、武装部、学院办公室，工会、团委等，这些部门的领导基本没有大的变动。后来将这些部门整合在一起，成立了政治部，政治部主任由13级资深革命老干部乔勇同志担任。
财院第二次下马是在上世纪一九七一年七月。1969年，校舍由部队占用，师生都从太原搬迁至平遥县襄垣村搞“斗、批、改”。经过一年多时间，学生毕业，教工也就散伙了。当时教工出路有三：一是下放农村插队；二是调往省市财贸各单位；三是留少部分到省财贸干部学校工作。这次下马比较彻底，真是“人走楼空”，财院受到重创。
令人欣慰的是，财院又于一九七三年经国务院批准上马了。这次上马得到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除先后委派原副省长张天乙任财院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外，后又任命原山西省建设银行行长李进任党委书记兼院长和行政级别为七级的高干、山西省财委副主任邓辰西兼任山西财院党委书记、院长。之后，又从政策上支持将财院解体前的大部分人马催调回来。把部队占用的校舍全部索回，为次年招生做好准备。这就基本上保住了财院原来干部和教师队伍。
二、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财院的教师队伍基本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从解放前旧社会沿袭下来的知识分子，二是解放后从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以及山大等高校分配来的毕业生，三是本校毕业留校生。
首先，从解放前旧社会沿袭下来的这部分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新中国建国后所继承的旧社会遗留的一笔宝贵财富，是传承中国优秀文化和教学规律的先导，是建立财院教师队伍的根基。一般说来，他们在旧社会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较强的教学业务能力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他们中的大多数早期就在五干校从事教学工作，合校成为大学之后，又成了他们发挥才干的广阔用武之地。
如毕士林教授，曾是上海复旦大学统计专科兼任教授，建国初期中央政府内务部民政司负责人口统计工作的研究员，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技术组副组长。精通英、俄、德、法四种外文。他的《中国古代户籍制度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史料》、《人口统计学》（俄文版）、英文联合国版《生命统计学》等学术著作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东西人口研究中心美国人口统计学家列“毕士林为上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学家”。
张光亚，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国民党时期任上海市银行行长，少将级文职官员。不仅精通日、英两国语言，而且能教授日语、语文、经济学、统计学等多门学科。
潘学德，解放前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和威尔士大学，曾是牛津农业经济研究院研究生。回国后曾任重庆民国中央大学农业经济组主任教授。解放后到国家农业部工作，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国内在农业经济和金融学方面都有一定影响的专家和学者。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后来平反）调来山西财院在财金系从事资料整理研究和管理工作。
郭鸥一教授，1949年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专业，到财院后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特殊津贴的专家，荣获山西省教委颁发的“优秀教育世家”牌匾和称号，曾任山西省经济法研究会会长，七届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顾问等。他所从事的《经济法学》教学和研究在国内都有一定的影响。
林连夫，新加坡归国华侨，194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曾在马来西亚任《槟城日报》编辑、教师，后调入财院任英语教师。
还有牛秉智教授，北平大学统计专业毕业，葛邦荃教授，就读于北京辅仁大学社会学专业等等枚不胜举。他们都是难得的优秀教育人才。
这些老教师中，在全国财经类院校的同类学科的教学和科研上小有名气的也不少。如黄鉴晖先生的《山西票号史研究》，曹凤威教授的《货币信用学》，杨英琦先生的《计算技术》，龚宝和教授的《珠算》等，他们所从事的教学和科研在国内都有一定的影响。
其次，解放后从北大、人大、北师大等名校以及山西大学等高校分配财院任教的学生逐渐成为财院教师队伍中的骨干力量。
那个年代，国家每年都要从这些学校按计划分配毕业生来山西财院任教。不确切的初步统计，从上世纪58年至65年从全国各地高校
分配毕业生进财院的教师近百人，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就有30余名，占分配教师数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些早期从人大分配来的学生，大多数是国家从全国各地选拔的具有实践工作经验的调干生，他们既 有理论又有实践，素质很高，很快成了财院教师队伍中扛大梁的中坚力量。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初，山西财院归属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后来又归属商业部）以后，他们在专业设置、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全国财经类院校各专业学科教学中出了不少名师。如从事商业经济教学的高光筠、张魁峰，商品学教学的卢昌治、康昭，统计学教学的谭国英、曹毓侯，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孔祥琯、李宜溥，还有从事会计学教学的田启宸、从事党史教学的孔英，他们都是一生从教，在国内同行中久负盛名。在上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的80年代，在贯彻国家选拔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政策的过程中，他们中有的人成了学院领导。如高光筠、卢昌治曾先后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两届院长。
最后，是教师队伍中的毕业留校生。从建校之初开始，几乎每年都要从本校毕业生中选拔德才兼备的学生留校，其中除一部分从事行政工作外，其余就都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来。从建校至六五年文革之前，约计早先毕业留校从教的学生有20余名。这些留校生和青年教师，根据专业学科建设需要，有的送到中国人民大学等名校继续深造培养，如王超代、李培棠、王正孝、陈诚彦、杜建国等。有的则在本校老先生们的教学业务指导下，很快登上讲台，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成长和提高。总之，正因为留校生都是在优秀毕业生中选拔的优中之优，他们无论从政从教素质都很高，都是学校的支柱和骨干。当教师的后来都成了教授，从政的基本上都是处级中层领导，有的还成了党委书记和院长。
中国有句俗话说：“名师出高徒”。正是因为财院有这样两支高级别和高素质的干部和教师队伍，才培养出很多高素质的学生。财院原规模不大，每年毕业生不足千人，分配至全国各地，但各地对山财毕业生的需求很抢手。山财每年的毕业生绝大部分到了省级单位，还有相当部分进了中央国家领导机关。当时学校教学改革的需要曾派人对毕业分配生做过追踪调查，全国各地对山财的毕业生普遍反映很好。
山财在全国财经类院校的声誉和地位也在不断提高，报考山财的考生迅速增加，使山财生源的质量不断提高，山西财院的毕业生质量也就越来越好。山西财院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大。当时社会上曾夸张地称山西财经学院是“山西小清华”。
这就是山西财经大学早期的两支高级别高素质的干部、教师队伍，它是今日财大辉煌发展和腾飞的坚实根基。尽管这两支队伍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作古，但他们曾为如今财大这颗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付出过心血，浇灌过汗水。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吧！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他们，是为献给财大建校70周年校庆的一份礼物。
2020年6月16日
